2025年10月29日下午，由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院主办的“艺术与文化”系列课程讲座第106讲正式开讲。 此系列课程通过邀请各学科带头人，业内著名教授，从其个人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思考出发，为同学们提供一个跨学科交流，构建多元知识构架，创造活跃学术氛围的平台。
于润生教授为研究生院授课现场
研究生院院长/书记葛玉君教授主持讲座
展开剩余95%本次讲座由中央美术学院于润生教授主讲，以“列宾与俄罗斯艺术史的叙事困境”为核心议题，从方法论层面深刻反思了传统艺术史书写的局限，并通过对画家列宾的个案研究，提出了一种以“艺术现象”和“共同体”为核心的新研究路径。讲座由研究生院院长、书记葛玉君教授主持。
俄罗斯艺术史的叙事困境与方法论反思
01
于润生教授的研究直指俄罗斯艺术史叙事的核心困境。俄罗斯国家存在政治与历史维度的矛盾，意识形态历经帝国时期“三位一体”、苏联共产主义到“俄罗斯性”“俄罗斯心灵”的演变，而“俄罗斯心灵”本质是对不可见俄罗斯的隐喻，与可见形态形成分歧，邱特切夫诗句便体现了理性理解与情感信仰的对立，研究者需探寻第三条路径。
俄罗斯艺术史研究面临多重挑战：事实边界模糊，博物馆仅陈列1%藏品，馆藏与散佚文物、完整器物与破碎瓷片的意义划分具有偶然性；评价易受“俄罗斯情结”等情感投射与俄乌冲突等立场分歧影响，难以保持客观；事实本身多元，艺术史对象形态各异，艺术家归属（如两位希腊裔格列柯）与历史遗存的国别界定充满争议。
兹布鲁奇四面石人像柱的案例极具代表性，其发掘于今乌克兰境内，现藏波兰，却被俄罗斯、波兰、乌克兰等多国视为文明源头，广泛复制陈列。这一现象消解了传统民族国家叙事的唯一性，证明俄罗斯艺术史的叙事合法性并不优于其他相关国家。
于润生教授为研究生院授课现场
核心矛盾在于国别艺术史与普遍艺术史的冲突：国别艺术史以国别属性为前提，而艺术本无国界，如同科学超越政治边界，国别属性只是现实政治偶然性的反映。以政治边界作为历史叙事前提实属因果倒置，因此，俄罗斯艺术史研究应跳出溯源式国别框架，以艺术现象本身为出发点，从现实展开，寻求更内在的叙事依据。
列宾的艺术生涯：从学院古典到民族现实
02
讲座以列宾为典型案例，详细介绍了列宾的学术生涯：列宾是俄苏艺术标志性人物，其核心艺术轨迹是从学院古典主义成功转向民族现实主义，这一转变深嵌时代语境与个人选择。
1844年，伊里亚·叶菲莫维奇·列宾（Ilya Yefimovich Repin）生于今乌克兰（当时属俄罗斯帝国），早年学圣象画，1863年赴圣彼得堡求学，受教于“14人起义”领袖克拉姆斯科伊。彼时美术学院1859年改革后，允许旁听生转正式生并强化通识教育，列宾借此完成系统训练，但学院以历史画为最高标准的传统，与60年代流行的风俗画、肖像画形成尖锐矛盾。
列宾早期的学院作品，如《准备考试》（1864），展现了风俗画的甜腻风格。而他为获得奖章所创作的《约伯及其朋友们》（1869）等作品，则严格遵守了学院的古典主义范式，主题源于圣经，构图戏剧化且程式化。
《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伊里亚·叶菲莫维奇·列宾1870-1873
1869-1873年是列宾艺术生涯的关键转折期。他毅然放弃了学院毕业竞赛的古典题材，多次赴伏尔加河采风，创作出划时代的杰作《伏尔加河上的纤夫》（Barge Haulers on the Volga, 1870-1873）。这幅作品首次将底层劳动者的现实题材，提升至古典历史画的宏大规格，勇敢地打破了“现实不美”的学院传统，标志着他向民族现实主义的根本性转向。这一转变离不开民粹派“到民间去”运动的社会思潮影响，以及克拉姆斯科伊、评论家斯塔索夫在思想和舆论上的关键引导。
1873-1876年，列宾赴欧洲留学，时间仅三年（远短于前辈画家）。期间，他主要研习外光技巧，受到巴比松画派及早期印象派的影响，创作了如《巴黎咖啡馆》（Paris Café, 1875）等描绘资产阶级都市生活的作品，风格呈现出法国沙龙艺术与库尔贝式现实主义的折中。然而，他的留学汇报作品《萨特阔在水下王国》（Sadko in the Underwater Kingdom, 1876）却在回国后遭到批评。这幅源自俄罗斯民间传说的作品，描绘了主人公萨特阔面对异国水下美女的诱惑不为所动、心系故乡的情节，被列宾自况为其文化归属的宣言。尽管斯塔索夫批评其“过于装饰”，但此画清晰地表明了列宾在吸收欧洲技法后，其艺术内核向本土民族文化的回归。
巡回画派“协会”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1876年回国后，列宾于1878年加入巡回展览画派（仅参与十几年），聚焦本土题材，他深入今俄乌冲突区域（乌克兰东部和南部）考察采风，创作热情高涨。他虽非画派创始成员，却以扎根现实的创作成为其核心代表，最终奠定俄罗斯艺术代表人物地位。
《索菲亚公主》伊里亚·叶菲莫维奇·列宾 1879
列宾在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创作了大量描绘俄罗斯民族历史和生活的作品，深受伦勃朗影响的历史画《索菲亚公主》（1879），展现了宫廷政变失败者的复杂心理；描绘社会各阶层众生相的《库尔斯克省的宗教行列》（Religious Procession in Kursk Province, 1880-1883）；以及歌颂哥萨克自由精神的《查波罗什人写信给土耳其苏丹》（Reply of the Zaporozhian Cossacks, 1880-1891）。这些作品以其对人物群像的精湛刻画和深刻的精神揭示，展现了列宾在色彩、光线和人物塑造上的高超技艺。
《意外归来》伊里亚·叶菲莫维奇·列宾1884-1888
19世纪80年代后期，列宾转向了革命主题，创作了《《宣传者被捕》（The Arrest of a Propagandist, 1880-1892）、《拒绝忏悔》（Refusal of Confession, 1879-1885）和《意外归来》（They Did Not Expect Him, 1884-1888）等作品。其中，《意外归来》是列宾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描绘了革命者归来的场景，表达了人物复杂的情感。
“共同体”观念：
艺术创作的思想内核与实践形态
03
于润生教授指出，列宾在晚年侨居芬兰期间，仍与苏联保持联系，并接待了苏联官方代表团。他对“同志”这一称呼的变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认为这个词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此外，列宾还强调了艺术家集体生活的重要性，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有助于艺术创作。《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的深刻意义在于，列宾通过精湛的艺术手法，将具体的纤夫形象（如领头人卡宁）升华，使其承载了斯拉夫人群体命运的民族寓言。画作构图亦具象征性，远景的蒸汽轮船、中景的帆船与近景的人力纤夫，隐喻了不同生产力与文明阶段的并存与冲突，使作品超越了简单的社会批判，获得了普遍的历史意义。
于润生教授在讲座中进一步阐述，列宾艺术中这种对“共同体”的探索，深植于十九世纪俄罗斯的社会思想土壤。他追溯了这一观念的思想史背景，指出其源远流长：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小说《怎么办？》中描绘的空想社会主义生产合作社，到霍米亚科夫等斯拉夫派思想家的双重阐述——他们既总结了农村“村社制度”（Obshchina）所体现的社会经济自治与互助精神，更从东正教神学中提炼出“聚合性”（Sobornost）这一核心概念。霍米亚科夫认为，“聚合性”是一种在共同信仰下，既保持个体自由又实现精神统一的理想共同体模式，它区别于西方天主教“有统一无自由”和新教“有自由无统一”的困境，是俄罗斯独有的“多中的统一”。正是这种源于社会现实与精神信仰的双重理想，深刻地影响了列宾及同时代的艺术家的世界观。
最终，这种思想在艺术领域结出了硕果。无论是列宾、克拉姆斯科伊等人早期组织的“艺术家合作社”，还是后来著名的“巡回展览画派”和“阿布拉姆采沃艺术圈”，其核心都是艺术家们为了物质互助与精神共鸣而结成的“艺术共同体”。它们不仅是列宾创作的现实依托，更塑造了他的艺术观念——艺术的创造力并非源于西欧浪漫主义所推崇的孤独天才，而是来自于集体的智慧与群体的精神共鸣。
因此，列宾的伟大不仅在于其技艺的精湛与主题的宏大，更在于他以卓越的艺术实践，深刻地回应了“共同体”这一贯穿近代俄罗斯的社会与精神命题。他的艺术道路揭示了一种区别于西欧个人主义传统的、独特的俄罗斯创作哲学，即：真正的艺术源于共同体，并最终服务于共同体。
学习感悟
栾一天 2025级博士生
当代抽象绘画表现研究
聆听于润生教授讲座，于我这位艺术油画实践与研究者而言，是一次极具启发的“破壁”之旅。它促使我跳脱出风格技法的单一视角，重新审视艺术创作与研究的深层结构。
于教授对“国别艺术史”叙事困境的剖析，深刻地揭示了我们惯常依赖的研究框架的内在的局限性。艺术史的脉络并非天然地顺应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这种将政治叙事前置的做法，往往遮蔽了艺术本身更为复杂、流动的本质。这对我正在进行的、涉及东欧油画流变的博士研究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提醒：必须对研究的前提假设保持警惕。
讲座提到的“艺术共同体”概念，则为我提供了极具建设性的方法论透镜。它完美地统合了“主题”与“方法”两个维度：既指向列宾画作中作为表现对象的群体形象，比如《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所承载的民族命运象征，更指向其背后作为一种“工作方法”的集体生活与创作模式。这让我认识到，艺术家的创造力并非全然源于西方现代主义所神话的、孤独的天才，它同样可以，甚至更富有生命力地，根植于一种充满活力的交往、协作与思想共鸣的“生态”之中。
同时讲座为我打开了新的思路。它指引我在分析一位画家或一个流派的油画作品时，不应仅仅聚焦于笔触、色彩与构图的形式演变，更要致力于还原并探究其赖以生长的“生态场域”：艺术家群体之间如何互动、切磋？美学观念如何在这些交往中碰撞、成型？这种集体性的精神能量与组织形式，又如何最终被转化并凝结于画布的物质层面之上？这将是我未来在实践与研究中，需要持续探索与深化的核心命题，也让我对自身创作的语境与归属有了更深的思考。
李欣隆 2025级博士生
写实油画研究
于润生教授的“列宾同志”讲座，以列宾艺术生涯为线索，串联起俄罗斯艺术史的多重命题，让我收获颇丰。讲座打破传统国别艺术史叙事框架，从文明视角解读俄罗斯艺术，带来全新思考维度。
教授详细梳理了列宾从学院古典主义到民族现实主义的转向，重点解析《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创作背后的深意。列宾将日常劳作的纤夫形象，通过写生与临摹的结合、个体到群体的升华，赋予其斯拉夫人命运的象征意义，成功在现实题材中挖掘出重大历史价值，这一创作逻辑对艺术实践极具启发。讲座还揭示了俄罗斯“共同体”观念对艺术的深刻影响。从巡回展览画派的协作模式，到阿布拉姆采沃艺术团体的聚居创作，列宾的艺术实践始终与“集体创作、精神共鸣”的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与西方强调个体天才的艺术传统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教授对艺术史中“事实与叙事”“意识形态与客观研究”等矛盾的剖析，让我认识到艺术史研究需突破主观情感与政治局限，以更多元、客观的视角看待艺术现象。列宾的创作既扎根俄罗斯土地与人民，又融合西方艺术技巧，其艺术道路为当代艺术创作者如何平衡传统与创新、个体与时代，提供了宝贵借鉴。
夏婧 2025级博士生
主题性油画创作研究
感谢由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院组织、由于润生教授带来的“列宾同志”——俄罗斯艺术史研究一例讲座，整个讲座从崭新的视角，不易发现的切入点，进行了全新的以列宾为例的俄罗斯艺术史研究。从兹布鲁奇四面石人像柱说起的作为话语的“俄罗斯艺术史”，这里提出了国别艺术史与（人类总体的）普遍艺术史有不同、艺术的国别属性等概念，打破传统艺术史叙事框架，深入到探讨俄罗斯艺术史的话语逻辑与“共同体”观念的深层影响；再到列宾的整体介绍研究，从早年在家乡学习圣像画时期、到从“学院主义”到“民族现实主义”的转向时期再到共同系列，介绍了一些不常见的作品《准备考试》，对19世纪中期风俗画低俗趣味的分析，以及对《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的图像分析，再到巡回画派的创立介绍。而且介绍了与其关系最密切的朋友、藏家特列恰科夫，和托尔斯泰，以及三次偷溜进藏家画廊修改《拒绝忏悔》等趣事分享；最后对“同志“（Товарищ）这个概念的深入分析和介绍。
讲座开篇即直指俄罗斯艺术史的核心困境——“分层的历史”与“事实的模糊性”。于教授提出，俄罗斯艺术史常被嵌套在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文明四重维度中，而不同维度的叙事往往存在矛盾：如苏联与当代俄罗斯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态度差异，以及“俄罗斯心灵”这类文学修辞背后“可见与不可见的俄罗斯”的分歧（援引邱特切夫“理性不能理解俄罗斯，对于俄罗斯我只能相信”的诗句），指出传统认知中“理性分析”与“情感信仰”的二元对立，并提出以“文明视角”超越这一局限）。同时，他以山东黑陶、景德镇瓷片的案例揭示：艺术史中的“典型事实”（如博物馆陈列品）往往源于偶然选择，大量“非典型事实”（如库房藏品、碎瓷片）的意义边界实则模糊，质疑了国别艺术史“以现实政治偶然性为前提”的因果倒置问题，提出“以艺术现象为出发点”的叙事新思路。
讲座的核心部分聚焦列宾（1844-1930）的艺术生涯与转向。于教授梳理了列宾的关键人生节点：早年在家乡学习圣像画，1863年赴圣彼得堡求学，受“14人起义”（1863年皇家美术学院学生因拒绝指定历史画题目退学）影响，在克拉姆斯科伊、斯塔索夫的引导下，于1870-1873年完成从“学院主义”到“民族现实主义”的转向——这一转折的标志便是《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于教授特别解析了这幅作品的创作逻辑：列宾多次走访伏尔加河，将纤夫卡宁的个体形象，从“直观的特色人物”升华为“斯拉夫人的典型相貌”，并通过画面中“风力船、纤夫船、蒸汽船”的象征（代表传统、落后与先进生产力），将日常题材提升至“俄罗斯命运”的历史高度。此外，他还介绍了列宾的“共同体系列”作品：《库尔斯克省的宗教游行》（70余人物构成俄罗斯社会群像）、《扎波罗热人给土耳其苏丹回信》（哥萨克的集体反抗精神）、《意外归来》（革命者与家庭的情感联结），展现列宾对“群体命运”的持续关注。
讲座进一步深挖“共同体”观念的思想根源：19世纪俄罗斯社会思想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1863）中的“维拉共同体”（女性劳动者互助组织）、巡回画派章程中的“互助储金制度”（抽成资助贫困艺术家），均体现“物质保障+精神自由+聚合性”的集体理念；而霍米亚科夫的“村社理论”（将农村公社视为俄罗斯社会的理想形态）、“聚合性”概念（东正教教会的“多中统一”，即自由与统一的结合），则为这一观念提供了哲学支撑。于教授特别指出，霍米亚科夫1847年提出的“艺术创造力源于全体人民精神”，与西方“艺术即个体天才创造”的观念形成鲜明对比——这正是列宾艺术观的核心：他在回忆录中盛赞“艺术家合作社”的集体生活，认为“贫穷的艺术家难以独自创作”，其作品的“共同体主题”与创作的“共同体方式”（如与同学共赴伏尔加河采风）高度统一。
讲座结尾，于教授总结列宾的历史意义：他不仅以“共同体系列”将民族现实题材提升至历史画经典性，更以“共同体创造力观”为俄罗斯艺术史开辟了区别于西方的路径，为理解艺术与集体、民族与普遍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于润生教授的讲座犹如一把“解构之钥”，既打破了我对俄罗斯艺术史的刻板认知，也让我对“艺术是什么”“艺术史如何书写”产生了全新思考，兼具思想冲击力与现实启发性。
最触动我的，是讲座对《拒绝忏悔》《伏尔加河纤夫》《萨德阔》的介绍和分析。
《拒绝忏悔》曾经改过一个很欣喜若狂张大嘴发笑的表情，然后又改了，列宾反复地改。但有趣的是这个画在1884年展览的时候就已经被收藏家收藏了，列宾就趁着收藏家不在家的时候，拎了个箱子找画廊管理员偷偷改，藏家老板很生气，脸都改了，完全不一样了，一共改了三回。所以我们现在最后看到的是1888年的结果。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与之很有关系的作品《伊凡雷帝杀子》，这幅画的创作年代也是83年到85年，这段时间，这幅画因为它的主题过于刺激了，所以在一画完，一展出的时候，当时的这个皇储——后来的沙皇、当时的皇太子就说这个列宾是个疯子，你画这种东西是什么用意？这种画不能够公开展出，就禁止公开展出，所以收藏家只能把它收藏在自己私人的收藏室里边。当然，现在我们认为它是列宾最好的作品之一，它是选取了俄罗斯历史上一个悲剧性的时刻，把这种人性的扭曲和心底里被权力压制变形了的情感都表达的很充分。但这幅画它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的冲击力是跨越历史的，我们知道它在历史上曾经两次被毁过，一次是在20世纪初在一次展览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疯子，拿锤子还是拿什么，把这个画主要的部分给毁掉了，后来苏联专家就把它修复了，修复成这个样子。
其次是最著名的《伏尔加河纤夫》，列宾在《伏尔加河纤夫》的这件创作上面完成转向，称之为从学院主义向民族现实主义转向的过程，实际上是跟随着他对于艺术共同体的想象同步发生的意思有两层：第一层从主题上来讲，他选取了一个不是一个人，一种人，而是一类人，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一群人这样一个主题，我把它称之为共同体主题；《伏尔加河的纤夫》是列宾创作当中的一种主题叫共同体主题最经典的一件作品，除了这件作品还有很多可以纳入到这个主题里面，就从艺术的内容来讲，他是在探索共同体跟艺术之间的关系。
最后是我最感兴趣的作品《萨德阔》——这件“流血”作品，我们也要注意的是，其实也是列宾他遭受批评的一个原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幅画是一个传说故事——讲有一个富商叫“萨德阔”，他会弹琴，所以就被水神带到水下世界，这个水神听他的演奏很留恋。他就说：那你别走了，就在我这儿待着，给我弹琴吧，就想要去挽留他，于是就把各种各样海中的美女列队，让她们从他的眼前走过。所以画面看到有各色的美女，这些人衣着、服饰、动作都可以从艺术史的杰作里面找到它的原型，这里边有法国的、意大利的、西班牙的、荷兰的这些历代的美女，波斯的、印度的都有。但是这个主人公萨德阔却表现出那种不为所动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乱花渐欲迷人眼，我都不为所动，吸引我的这些东西不行的，我心心念念的，我的对象是谁呢？你看这画面的左上角有一个穿着俄罗斯民间服饰的，皮肤黝黑的女孩，萨德阔往那儿，就好像是说我心所系就是那个故乡皮肤黝黑的姑娘，哪怕她长的一般，我也喜欢她。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比喻，所有人都读得出来，我列宾就是这个萨德阔，我1876年在法国留学的三年，我已经看尽了博物馆里边历代大师的杰作，各国美好的地方都看过了，但是我还是觉得俄罗斯好，就这么一个比喻。
列宾的“共同体”艺术观，更颠覆了我对“艺术家与创造力”的传统认知。此前我受西方艺术史影响，认为“集体会消解个体创造力”。但讲座中列宾的案例彻底改变了这一想法：他从学院主义转向民族现实主义，并非独自突破，而是受克拉姆斯科伊、斯塔索夫的思想引导，其《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的创作，更是与同学共赴实地采风、在集体讨论中深化主题的结果；他笔下的“共同体主题”，也绝非简单的“群像描绘”——《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中，卡宁的形象从个体升华为“斯拉夫人命运”，《库尔斯克省的宗教游行》中70余人物构成“俄罗斯社会的完整画卷”，这种“从个体到集体、从日常到永恒”的升华，恰恰依赖于“共同体观念”的支撑。霍米亚科夫“艺术创造力源于全体人民”的观点，在此刻显得尤为深刻：艺术从不是“闭门造车”，个体的灵感始终扎根于集体的土壤——正如列宾所说，“集体生活赢得了大量时间，避免了单独生活的浪费”，这种对“集体与个体共生”的强调，对当下艺术创作仍有重要启示：如今许多艺术项目（如装置艺术、影像创作）需要团队协作，“共同体”的互助与碰撞，反而能激发更多创造力。
此外，讲座对“民族性与普遍性”的探讨，也让我对“艺术的价值”有了更通透的理解。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为何能成为经典？并非只因它描绘了“纤夫的苦难”，更因它通过“三艘船的象征”（传统、落后、先进），触及了“俄罗斯命运”这一普遍性命题；他的《萨特阔》虽以民间故事为题材，却通过“萨德阔不为异国美女所动，心系俄罗斯故乡”的隐喻，表达了“民族文化认同”与“人类共同情感”的共鸣。这让我明白，真正优秀的“民族艺术”，从不是狭隘的“文化标榜”，而是能在民族特色中蕴含普遍价值——正如于教授提出的“以文明视角看艺术”，超越国别、意识形态的局限，才能真正理解艺术的永恒魅力。
讲座的结尾，于教授对比西方“个体天才论”与俄罗斯“共同体创造力观”时，我忽然意识到：这两种观念并非对立，而是互补——西方强调个体的突破，俄罗斯重视集体的支撑，二者共同构成了艺术史的多元路径。这种“不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或许正是我们看待艺术、历史乃至世界的重要态度：拒绝单一答案，拥抱复杂与多元。
总的来说，这场讲座研究总结为：19世纪70-80年代，列宾在艺术上发生了从学院主义向民族现实主义的转向（1870-1880, поворот творчества Репина от академизма к народному реализму）；列宾的艺术转向获得了美学上的成功，创造了可称谓“共同体系列”的作品，将民族现实题材提升到具有历史画经典性的高度。
（Репин эстетически завершил успехи серией “община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 поднял народный жанр на классическую уровень истории.）；列宾的回忆和创作中包含着艺术创造力来自共同体的观念，这有别于西方艺术创造力来自天才个体的观念。（Репинская концепция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есть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общины” и западной концепци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есть гениального единичного духа” отличаются друг от друга.）这次不仅让我读懂了列宾，更让我学会了如何读懂俄罗斯艺术史，俄国、苏联时期油画，现实主义油画和批判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油画。
王海迪 2025级博士生
现当代版画史与创作方法研究
在本次讲座中，于润生老师以“列宾同志”个案研究为切入点，系统剖析了艺术史研究中的分层逻辑、艺术观念与事实以及意识形态建构与国别叙事的困境，引发了我对艺术史本质及其研究的深层思考。
通过于老师的倾情讲授，我深刻地认识到了艺术史本身，并非具有绝对的独立性，它既是话语的建构，也是事实的呈现。既包含被书写的历史，也隐藏着未被讲述的材料。我们所熟知的“俄罗斯艺术史”，往往只是博物馆展厅里那1%的精选，而背后99%的藏品、碎片、未完成之作，则沉默于库房深处，如同景德镇地下层层叠叠的瓷片——它们曾与传世珍品同出一炉，却因偶然的命运被划入“非艺术”的范畴。这提醒我们：艺术与非艺术、重要与次要之间的界限，从来不是天然的，而是被建构的。以俄罗斯文化建构为例，它是历史、文化、民族、政治等相互影响作用、交织下的产物。
当然，就列宾作为艺术家个体，他的生活与创作轨迹揭露了艺术史研究的复杂性与多元性的本质。这需要以流动的视角多方向、多角度的方式进行比较研究，从“流”开始，而非“源”开始。不急于追溯起源，而是从现实的艺术现象出发，观察它是如何流动、演变、交织成今天的面貌。“共同体观念”正是艺术发生过程中流动、演变、交织的文化建构产物。正如于老师在讲座中所提到：艺术，如同科学，本无国界。以国家边界为前提书写艺术史，本质上是一种“因果倒置”——把历史的结果当作起点追本溯源。
包涵宇 2025级博士生
技术的理论和艺术的伦理
于润生教授的讲座让我收获颇丰，他以列宾艺术研究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俄罗斯艺术史的国家叙事、意识形态与艺术本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提出了“艺术共同体”这一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分析框架。于教授揭示了艺术史书写中的“选择性建构”问题，他通过对博物馆藏品展示比例、景德镇官窑瓷片命运等案例的分析，指出艺术史的“事实”并非自然呈现，而是经过意识形态、文化权力以及偶然性共同筛选的结果。这种建构性在俄罗斯艺术史中尤为突出。例如从“兹布鲁奇石人像柱”被多个斯拉夫国家共同认作自身艺术起源，到列宾出生地今日属乌克兰而历史上属俄罗斯帝国，均显示出“国别艺术史”以现代政治边界倒叙历史所导致的叙事困境。可见，在全球化与地域认同并存的今天，艺术史的写作需超越民族国家框架，转向文明互鉴与跨文化流动的视角。
讲座深入剖析了列宾艺术转型与“艺术共同体”观念的内在关联。列宾将现实题材提升至历史画的精神高度，正是通过将个体形象转化为民族命运的象征，并在创作过程中融合写生与临摹，完成从“个体”到“群体”、从“日常”到“永恒”的艺术升华。这一过程背后，是俄罗斯思想传统中“村社制度”、“聚合性”等共同体观念的精神支撑，与西欧启蒙以降强调“个人天才”的艺术观形成鲜明对比。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交织、地缘政治重构的背景下，艺术史研究更应警惕单一意识形态的裹挟，回归艺术本体的语言逻辑与人类共同的精神诉求。正如列宾作品中那些超越时代的面容与命运，艺术真正的力量，在于其能否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触及人类共通的生存体验与精神理想。
主编：葛玉君
统筹：周家丽
编辑：张仕骏、郑淏文、王华石、孙萍
文字：栾一天、李欣隆、夏婧、王海迪、包涵宇股票配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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