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的一个下午，上海某钢厂礼堂挂上了红布条，同事们为即将离休的常志刚开欢送会。有人提到他那段给陈毅当司机的岁月，现场立刻安静下来，几十双目光带着敬意落在那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身上。常志刚笑了笑，轻轻摆手，却挡不住回忆涌来。
往前推四十年，时钟停在1938年。那年淞沪战火未熄，十七岁的常志刚跟着舅舅在洋行跑车。开车是吃饭的本事，更是活命的法子。老旧福特卡车的方向盘虚位大，脚下离合沉得要命，练就了一双有劲的胳膊。几年下来，他的驾驶技术、路况记忆、机械故障判断，已是炉火纯青。
1945年抗战胜利，淮海路的鞭炮声盖过了汽笛。常志刚穿上了军装，编入新四军后勤部司机班。参军第一天，他就被告知：光会踩油门还不行，会修车才是硬道理。于是白天跑运输，夜里钻车底，机油味成了枕头边的“香水”。
济南军调小组事件把他推到舞台中央。1946年6月，五辆车要趟河，美军两辆，国民党两辆，我军一辆。国民党军看着我军那辆破雪弗莱，冷嘲热讽几句。首长提醒：“记得忍让三分，也要争口气。”河面宽、水不深，关键在底盘高度。国民党车半途熄火抛了锚，常志刚低挡位、高转速，一路稳稳驶过，现场掌声此起彼伏。
这一次表现让粟裕记住了他。几天后调令下达：调司机常志刚去华东野战军，为陈毅同志驾驶专车。消息传来，司机班炸开锅。常志刚却有些忐忑，毕竟从普通兵转到大司令员身边，没有退路，只有做到极致。
初见陈毅是在苏北一条小公路。陈毅上车前随口问：“油还够吗？”常志刚立正答：“油满，车检完毕！”短短一句让陈毅留下好印象。车窗外麦田翻浪，车厢内一老一少沉默而专注。从此，十年风雨同行。
陈毅脾气外急内慈。1947年深秋，上海夜间值勤，司机班没有取暖设备。常志刚去供给处想借一件军大衣，被告知“连级以上才配”。转身见陈毅路过，他并未开口。却不料陈毅回头把自己的大衣扔进车里：“夜里别冻着。”常志刚忙说：“首长，您冷吗？”陈毅摆手不语。第二天，供给处贴出新条令：因公所需，人人可领。
惊险总与司机为伍。1952年一次雨夜，常志刚护送张茜外出被大卡车撞上，车头凹陷，他当场昏迷。陈毅赶到医院，拍着医生肩膀只说一句：“救人要紧！”手术二十小时，常志刚转危为安，睁眼第一句话：“车还在吧？”陈毅笑道：“好好养伤，等你回车上！”
1954年春，中央任命陈毅为国务院副总理，调京在即。常志刚面临选择：跟去北京还是留在上海。彼时他妻子在上海的纺织厂有固定岗位，老人孩子也都依靠这个小家。他思忖再三，向首长请示留沪。陈毅尊重决定，并亲自向组织说明：此人政治可靠，业务过硬，应予以妥善安排。
同年7月，上海市工业局文件下达到一钢铁企业：任命常志刚为保卫科科长，行政17级。按照当时干部等级表，17级相当于正科职，比连级高，比团级低，月薪五十二元。对一个出身贫寒的小伙来说，这是不小的肯定。
值得一提的是，司机转行政干部并不罕见，却并非人人能获此待遇。组织考察主要看三条：政治表现、业务能力、群众口碑。常志刚在战场、在首长身边都经受考验，档案里没有一次违纪，背后却留下无数次深夜修车记录。
他到钢厂报到那天，厂长握手时开玩笑：“从首长车里下来，再坐吉普，感觉如何？”常志刚回答：“铁水喷溅的响声，比汽笛还动听。”一句话让在场老工人竖起大拇指。保卫科的工作并不轻松，厂区面积大，治安、消防、机要，全要操心。多年的驾驶经历培养的谨慎细致此刻成了优势，他把巡逻路线像调度列车一样编排得井井有条。
1966年以后，风浪再起。企业有干部被点名，常志刚因“陈毅旧部”身份被隔离审查。一份份材料摆上来，找不到问题，半年后恢复工作。老同事感叹：“这人活得敞亮，材料都干干净净。”背后的原因很简单，规矩刻在骨子里，没给自己留灰色地带。
时间走到1978年。礼堂里的掌声把常志刚从回忆里拉回。他只是简单说了几句感谢，没提战功，也没说险情。台下的年轻员工却好奇：给陈毅司令员当司机到底什么感觉？常志刚笑而不答，眼角的细纹写满故事。退场时，他拍了拍那把旧方向盘形状的纪念铜徽章，步子不紧不慢，像当年踩着离合驶过那条大河一样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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